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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識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的戰略新機遇

2024-01-11 04:10陳東曉毛瑞鵬王玉柱
國際展望 2024年1期
關鍵詞:開放型經濟中國式現代化

陳東曉 毛瑞鵬 王玉柱

【內容摘要】??當前國際上出現一些“看淡中國發展前景”“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這反映了一些西方國家對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發展優勢缺乏準確認知,無法辨識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的戰略新機遇。事實上,從歷史維度看,國際體系轉型蘊含著雙重戰略機遇。一是國際秩序整體上從殖民秩序、霸權秩序不斷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轉型;二是中國式現代化順應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發展模式多樣化、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潮流,體現了中國發展的歷史主動性和不斷上升的塑造能力。從空間維度看,隨著技術和產業的深刻變革,中國在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過程中蘊含著重要的戰略機遇,尤其是超大規模市場和生產性權力結構所形成的市場空間整合效應,鐵路物流和數字貿易的發展,數字化轉型和綠色化產業變革等,都為中國帶來了戰略新機遇。從關系維度看,中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傳統邏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范式,促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創新,合力應對全球性挑戰,為大國關系總體穩定及鞏固和拓展中國的全球伙伴關系提供了戰略新機遇。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戰略新機遇??開放型經濟??新型國際關系

【作者簡介】?&nbsp;陳東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上海??郵編:200233);毛瑞鵬,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上海??郵編:200233);王玉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上海??郵編:200233)

【中圖分類號】?D82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4)01-0001-19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401001

當前,國際上出現一些“看淡中國發展前景”“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但這些論調在認知上存在多重局限。本文從歷史維度、空間維度、關系維度分析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的戰略新機遇,有力批判了西方“唱衰中國”的論調。一方面,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總體上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型的過程對中國而言仍然蘊含著重要戰略機遇;另一方面,由數字化、智能化、綠色轉型驅動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也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重要戰略機遇;另外,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實踐過程也為中國外交和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新的戰略機遇。

一、“唱衰中國”的論調在認知上的多重局限

當前,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與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進程相互交織、相互激蕩,中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中不穩定、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與此同時,國際上也出現了新一波“看淡中國發展前景”“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如“中國經濟奇跡結束”“中國發展見頂”等。?有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正面臨“被西方大國遏制及疏遠”、“戰略空間被壓縮”、“塑造國際規則和話語的能力被削弱”、“重要新興產業鏈被阻斷”?等多重困境。概言之,“唱衰中國”的論調認為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中國面臨的戰略風險和戰略挑戰正急劇上升,而戰略機遇則大幅下降。

盡管上述論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自身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方面面臨的一些風險與挑戰,但是對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發展的優勢缺乏準確認知,因而無法辨識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以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戰略新機遇。

第一,從歷史維度看,“唱衰中國”的論調在認知上過于短視和片面。這些論調既沒有從世界現代化進程和國際體系演進的視角來認識問題,也缺乏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中國式現代化百年探索中不斷增強的歷史主動性和對中國的體系塑造能力的考量,因此沒有充分認識到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國際體系轉型所蘊含的雙重歷史機遇。這種機遇就是國際秩序整體上從殖民秩序、霸權秩序持續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轉型,以及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這兩者的結合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戰略機遇。因此,我們需要從歷史的廣度和深度來看問題,從而更準確地辨識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的戰略新機遇。一方面,中國是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均衡方向發展的重要力量,這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整體發展創造的歷史機遇;另一方面,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持續發展與轉型,也會為中國的發展創造新的戰略機遇。

第二,從空間維度看,“唱衰中國”的論調在認知上過于狹隘和偏頗。目前這些論調多數從傳統的大國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博弈的視角分析,并得出所謂“中國戰略機遇喪失”的結論。這種分析和判斷缺乏對“人類世”這一宏觀背景的關注,因而無法深刻理解人類社會和地球本身面臨的系統性危機,忽視了這一背景下國際社會對發展、安全的認知和行動議程的變化。這種分析和判斷也缺乏對包括數字經濟在內的新興產業廣泛而深遠影響的認知,因而既沒有充分認識到新興科技及相關產業發展對傳統地理空間的改變和對新數字空間的拓展,也無法辨識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由數字化轉型、智能化發展、綠色轉型驅動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所蘊含的戰略機遇。

第三,從關系維度看,“唱衰中國”的論調在認知上過于落伍和過時。目前國際上的這些論調,都是從國家利益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出發,將國家間關系理解為“你輸我贏”的零和游戲,強調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國際關系和劃分國家陣營。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將大國分為守成國和崛起國,將大國關系描述為一種爭奪霸權的關系,從而陷入必然沖突的死循環。這些論調忽視了和平、穩定、發展的國際秩序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忽視了構建穩定的大國關系的必要性,也忽視了各國政府、人民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認知和選擇對國家間關系范式產生的深刻影響。

總體而言,“唱衰中國”的論調在認知上存在諸多局限,導致其過去從來沒有實現過,現在和未來也注定不會實現。?事實上,中國的發展仍然存在戰略新機遇,這是由時代發展的大勢和中國自身的發展優勢所決定的。

二、國際體系轉型蘊含戰略新機遇

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發展模式多樣化以及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潮流相適應,具有正義性和合理性。同時,中國立足自身的發展和復興,發揚偉大歷史主動精神,不斷從國際體系的邊緣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日益成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舉足輕重的力量。

(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與國際秩序演進方向相適應

隨著國際體系演變而形成的國際秩序構成了國家發展和互動的基本制度環境??v觀歷史,國際秩序整體上已經從嚴重不公的殖民秩序和霸權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國際新秩序轉型。

近現代國際體系和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是世界各地區從原始孤立、分散的狀態逐漸走向互相聯系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由西方國家通過“戰爭資本主義”方式塑造。?通過開辟新的殖民地和壟斷殖民地貿易,西方國家形成了對內以自由主義經濟為支撐、以憲政選舉政治為保障,對外以重商主義和殖民體系為基礎的統治格局。在殖民體系下,世界政治形成了東方、南方地區從屬于西方、北方地區的格局,非洲、亞洲和拉美地區國家大多淪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殖民侵略使亞非拉國家淪為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的犧牲品,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奴隸貿易、對印第安人的屠殺、鴉片戰爭等無一不反映出殖民秩序對人性的泯滅。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就指出,“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充實英國國庫?!?/p>

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的殖民主義國際秩序注定無法持久。一方面,民族主義思想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喚醒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意識,最典型的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拉美民族獨立運動。另一方面,緩解因殖民擴張而加劇的西方內部矛盾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內容。雖然1899年和1907年在荷蘭海牙先后召開了兩次國際和平會議,但并沒有化解各方的利益矛盾,最終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后,各種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的主張紛紛出現。1918年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1920年國際聯盟成立。然而,集體安全體系最終未能出現,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國際聯盟徹底失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歐洲為中心支配世界的時代徹底終結,取而代之的是美蘇兩極格局和殖民體系的徹底瓦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相互爭斗,同時也盡力避免陷入熱戰。一方面,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使大國之間爆發直接戰爭變得極其危險;另一方面,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機制推動國際關系向制度化方向發展,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的發展對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戰后非殖民化浪潮的推動下,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發動民族解放運動,爭取主權獨立、政治平等、經濟公正和文化解放。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推動下,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分別于1961年和1964年成立,致力于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團結與合作,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兩極格局的基礎上不斷生長出多極化和多元化的力量。

隨著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冷戰后國際體系中唯一的超級大國,然而美國的霸權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制約和挑戰。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打破了傳統西方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壟斷。在國際關系民主化理念的指引下,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以公平、正義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國家間的相互依賴不斷加深,全球性風險之下各國人民的前途命運休戚與共。經濟全球化和各種跨國挑戰推動了全球治理的興起,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豐富了國際議事日程并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發展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制約西方大國對國際事務的霸權控制。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格局“東升西降”的態勢愈加明顯。二十國集團取代七國集團成為國際經濟、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平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性金融機構開始進行份額和投票權改革,發展中國家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新型多邊開發銀行,共同推動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近年來,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二十國集團的不斷發展,都有助于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也有利于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以及規則平等。

盡管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發展存在曲折甚至反復,但總體上朝著更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中國是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的堅定支持者和重要力量。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與時代發展的大勢和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的總體演進方向相適應,這意味著中國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這個過程也將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新的歷史性戰略機遇和有利條件。

(二)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中國的歷史主動性和塑造能力不斷提升

在參與國際體系互動的過程中,中國掌握自身命運和把握戰略機遇的歷史主動性和塑造國際環境的能力不斷提升。

第一,歷史主動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品質,突出表現為對歷史規律的自覺認識和對社會歷史的自覺創造。?近代中國從歷史自負、文化自負轉變為歷史自卑、文化自卑,無數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探尋救國救民的方案,但始終沒有改變被動的局面。?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才真正開始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漸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革命道路。

獨立自主地根據本國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確定方針、政策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指導原則。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盡管一度遭受重大挫折,但也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國防和外交事業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外交政策實行兩個重大轉變。第一個轉變是改變了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觀點;第二個轉變是改變了“一條線”戰略,重申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發展同各國的關系,開啟了中國外交全方位發展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把工作中心明確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持續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廣泛參與國際合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黨和國家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形成和發展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掌握歷史主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指出,“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絢麗的華章?!?/p>

第二,隨著國家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中國掌握自身命運并塑造有利國際環境的能力持續增強。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實施“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政策,中國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基本方針,奠定了站起來后的新中國主動塑造國際環境的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積極擁抱經濟全球化,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體系。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旗幟鮮明地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倡導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21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深刻改變了全球政治經濟版圖。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成為世界力量中心東移的重要推動因素。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奮斗,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大力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以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為路徑,以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依托,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為全球發展和安全事業匯聚全球治理最大公約數,成為塑造國際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從未像今天這樣全面、深刻、長遠;世界對中國的關注,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深切、聚焦。

總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啟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就是一部與國際體系持續深度互動、相互深刻影響的歷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不僅拓展了中國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地理空間,而且其所積累的綜合實力已經并將繼續深刻影響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演進方向,并同世界上一切進步、團結的力量共同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發展,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以及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發展開辟更廣闊的空間。

三、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蘊含戰略新機遇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后,面對中國的崛起,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對外經濟、貿易和投資政策中對地緣政治因素的考量不斷增加,通過持續擠壓外部市場空間來打壓中國。與此同時,當今世界正經歷深刻的技術和產業形態變革,這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持續提供新的戰略機遇。

(一)跨國公司是世界市場持續擴張的動力源

近現代以來,世界經濟的增長主要體現為由跨國公司競爭力維系的市場空間邏輯。在特定時期內,跨國公司為應對在局部市場快速產業化所導致的產能過剩,不斷將邊際產業轉移至后發地區,以維持相關產業的競爭力的同時,也為后續市場空間拓展提供了持續動力。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經濟的增長體現了由跨國公司大規模海外投資驅動的增長邏輯。20世紀7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從降低生產成本和保持競爭力的角度出發,不斷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產能,由此推動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從大西洋沿岸轉向太平洋沿岸。?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再度出現地理區位的轉移。隨著“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及中國的改革開放,世界經濟增長中心進一步向西太平洋沿岸地區轉移。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后,國際力量分配“東升西降”的趨勢加快。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實行新的對外投資和貿易政策,推動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向地緣政治和安全轉向,試圖重構世界市場空間。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出于財務可持續性的考慮,推動世界市場空間持續擴張的動力猶存。短期內,西方跨國公司受到母國政府的壓力,會推動投資回流和產業鏈區域化重組。然而,市場空間收縮將不可避免地沖擊跨國公司的中長期盈利能力和產業競爭力。若不考慮有效技術革新,在特定市場空間范圍內,大部分企業都將面臨投資邊際收益下降的問題。而來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跨國公司的迅速崛起,又將不斷加劇跨國公司的國際市場競爭壓力。?由于面臨財務可持續性壓力,企業將不得不借助新市場空間尋找破局之道,通過不斷拓展新市場空間來擴大自身的營收基礎。與此同時,在全球技術加速迭代的背景下,跨國公司的技術創新必須依賴足夠和有效的市場空間規模,來實現技術創新的市場收益最大化?和技術迭代的可持續性。全球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最終將回歸到技術產業的有效市場空間的競爭上。當前,即使受到大國政治的影響,全球主要跨國公司推動世界市場空間拓展的動力仍然強勁,這是中國作為超大市場規模的新興經濟體所具備的重要市場空間機遇。

(二)超大規模市場引力塑造的新母國市場效應

超大規模市場的內需是影響企業投資布局的重要因素。出于對風險的權衡與考慮,大多數企業在受到外部市場沖擊后,傾向于選擇母國市場作為托底和避險地。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就提出規模經濟的“母國市場效應”(Home?Market?Effect)。?該理論認為,相關市場的內需結構將決定一國相應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這一由內到外的市場關系體現了產業成長的競爭力形成機制。中國近年來的發展實踐進一步證實了克魯格曼最初的理論設想,即隨著中國統一大市場的日益形成,在國內龐大內需市場的驅動下,統一大市場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持續顯現,諸多國內需求旺盛的產業領域持續轉化為新的出口優勢產業。對于企業投資而言,強大的內需基礎始終是其根植投資目的國市場的本源性動力。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企業在應對風險沖擊時表現出明顯的母國市場偏好傾向,并且母國市場效應對于較大或較小規模經濟體的影響更為顯著。?母國市場效應有助于平衡地緣政治壓力導致的投資分流和市場分割,而中國市場客觀上扮演了跨國企業新母國的角色。

母國市場效應還將推動外部碎片化市場與母國市場形成新的區域整合。在這種情形下,母國市場效應首先通過貿易的地理空間經濟性得以有效體現?,F有研究表明,受中美地緣政治博弈影響,中國國內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出現對外投資轉移的現象。然而,由于大部分外移產業對國內市場仍然存在顯著的功能依附關系,特別是在復雜的中間產品領域,企業無法脫離中國市場在新生產空間內獨善其身。對于諸多外國投資者而言,其投資轉移不得不考慮新市場空間內產業體系的相關配套。以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為例,雖然來自中國國內企業及在華外資企業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持續增長,但是由于外部碎片化市場短期內難以實現對中國市場的集中和統一替代,相關外資企業從整體風險來權衡和考慮,仍選擇以中國市場為基礎。另外,相關產業部門和生產環節的對外投資轉移呈現碎片化特征,難以在新市場空間內形成閉合的產業循環體系,從而加大了相關國家產業持續升級的難度。?外部碎片化市場是中國母國市場主體產業的外延,外部市場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進一步強化了以中國母國市場為中心、以周邊市場為外延的區域經濟空間產業體系的融合發展趨勢。例如,中國對東盟投資轉移非但沒有造成對雙邊貿易的同步替代,反而出現投資與貿易同步增長的發展局面,中國與東盟已連續三年互為最大貿易伙伴,反映了區域內日益緊密的產業鏈分工和新市場空間整合效應。

(三)鐵路物流和貿易形態變革重構新區域空間

數字貿易和鐵路物流的發展共同推動區域市場空間的重構,體現了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生產和貿易關系的重大變革。當前,中歐班列開行數量的大幅增長和物流組織模式的革新正不斷打破傳統海洋貿易時代的世界經濟運行范式,并持續改變世界貿易的地理空間布局。?鐵路運輸的及時性和在內陸地區的通達性正在不斷縮短傳統全球化邊緣地帶與世界市場之間的時空距離。隨著中歐班列網絡體系的日益健全和開行密度的持續提升,未來全球貿易關系將逐步從沿海港口間“點線式”布局轉向其他地區與亞歐大陸腹地之間的“線面式”布局。以中亞地區為例,由于鐵路網點的優化和便捷的數字化設施,中國與中亞國家跨境電商的發展將對區域內產業關系協同、生產力重組和人民幣區域流通格局均產生深層次影響,不斷塑造區域地緣經濟新市場空間。

鐵路物流和數字化技術改變了生產和貿易的地理空間。麥金德(Halford?J.?Mackinder)曾預言,亞歐大陸的鐵路或鐵路網的形成對駱駝和馬匹的替代,能夠實現物資或軍事力量從亞歐大陸“心臟”地帶向“邊緣”地帶的力量投射。鐵路在任何地方發揮的作用都沒有像在閉塞的歐亞“心臟”地帶所能發揮的作用明顯。?當前,借助鐵路物流實現商品流通較好地驗證了麥金德有關借助鐵路網絡高效投送物資的判斷。隨著鐵路物流時代的“線面式”貿易關系不斷取代海洋時代的“點線式”貿易關系,傳統全球化邊緣區域和碎片化區域正加速整合并形成顯著的一體化效應。數字技術賦能進一步增強了貿易和生產聯系的便捷性,持續降低供應鏈和產業鏈協同的不確定性。?由于鐵路物流和數字化革命縮短了時空距離,鄰近地理空間內的產業鏈協同更加體現為企業內部資源的調配關系。?制度成本的有效降低使區域內產業鏈分工更具經濟性,尤其是數字經濟兼具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系統集成功能。借助高密度和便捷的鐵路物流,中亞和中東歐地區的產業集聚效應持續顯現,助力地區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推進。

(四)數字化和綠色化轉型驅動的市場空間創造

隨著全球經濟加速進入數字化和綠色化發展時代,新的產業形態將不斷擺脫傳統大國政治的束縛,并產生新的市場空間創造效應。在全球治理層面,推動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例如,聯合國著力推動制定一項旨在為全人類構建開放、自由和安全的數字未來的“全球數字契約”,致力于彌合國家間在數字、數據、創新和治理層面的鴻溝。?在大國關系層面,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崛起將成為平衡全球市場分割的重要建設性力量。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市場作為全球數據和算力資源的樞紐節點而發揮的作用將持續強化,全球數據和算力資源的整合和再配置體現了數字經濟時代世界市場新的運行邏輯。未來將逐步形成以中國為數據和算力節點的全球數字市場功能協同中心,這將有助于逐步打破傳統美西方主導的國際互聯網數據資源壟斷格局。

綠色經濟轉型還將驅動供需關系實現新的平衡并塑造新的市場空間,為中國在綠色低碳領域的技術和產業發展創造機遇。一方面,隨著氣候變化問題日益突出,分割市場導向的氣候治理問題越來越突出。有效的減排需要各類國際行為體的合作和共同行動,也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獲得相應的資本和技術解決方案。中國在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領域,以及在水電、核電、火電節能機組和特高壓輸變電等方面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另一方面,中國在能源和產業綠色化轉型過程中要不斷降低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持續推動能源結構轉型。從既有綠色轉型方案看,新一代新能源產業具有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特征,尤其是在中間儲能介質領域,企業普遍面臨大規模降成本的發展困境,規?;a和消費是推動綠色產業轉型的重要方式。中國的綠色轉型需求將與外部市場形成新的協同關系,綠色能源領域供需關系的重新匹配將產生新的市場空間塑造效應。區別于傳統商品貿易市場,全球碳市場是一種基于共同道德約束和深度規制協同的市場體系。相關綠色產業領域的規制協同還涉及與龐大的國別產業體系的深度對接,產業鏈的碳足跡測定等深層次技術和規制協同也將有助于推動形成新的市場空間整合效應。

四、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范式蘊含戰略新機遇

中國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謀求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新型國際關系范式的構建是中國歷史主動精神的生動體現,有利于減少外部世界對中國發展的疑慮,有利于實現與其他大國間關系的總體穩定,也有利于全球南方國家團結合作共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

(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重塑國際關系理論

當今世界正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變化,國際社會圍繞國際關系的重大規范和理念的敘事競爭空前激烈。在國際關系重大規范和理念的敘事競爭中越是能夠把握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大勢,就越能夠發揮引領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演進的作用。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引領世界發展方向的重要舉措,反映了經濟全球化和“人類世”背景下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聲,也是中國把握構建國際秩序新范式的重要戰略機遇。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先后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世界各國人民合力應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注入了正能量。概括地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三重邏輯上實現了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邏輯的超越。

第一,以和平發展取代“國強必霸”的邏輯?!皣鴱姳匕浴钡倪壿嫼鲆暳藲v史文化傳承作為塑造一國世界觀及其對外政策的思想文化基礎,忽視了世界各國人民追求公平正義的國際關系的倫理道德基礎,也忽視了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越來越結成命運共同體的客觀現實基礎?!皣鴱姳匕浴钡倪壿嫿⒃谖鞣搅袕娭趁駭U張和瓜分世界的基礎之上,本質上是一些西方國家將本國的利益凌駕于他國利益之上的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思維,體現為西方國家為爭奪霸權而導致的災難性戰爭。

與“國強必霸”的邏輯不同,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先后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和憲法。由此,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將和平發展寫入憲法的國家,充分體現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

第二,以公平正義取代“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將無政府狀態作為基本假設,將自然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簡單移植到人類社會,信奉權力至上,否定法律和道德約束,將不擇手段地追求權力作為國家的核心外交政策目標,突出表現為一些西方國家從國家實力強弱的角度出發處理國際關系,壟斷國際規則的制定,肆意干涉他國內政,實施單邊制裁、極限施壓。

中國堅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國主張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中國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

第三,以合作共贏取代“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利益深度融合,國際社會越來越呈現“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然而,一些國家依然固守零和博弈思維,片面追求絕對安全和壟斷優勢,大搞“筑墻設壘”“脫鉤斷鏈”。這既無助于本國的長遠發展,也對世界和平與繁榮構成嚴重威脅。

中國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強調只有合作才能應對當前的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促進共同安全才能保證自身安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破除了“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思維,主張秉持合作共贏精神,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為開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創造有利條件。

(二)加強南方國家團結合作,鞏固和拓展全球伙伴關系

國際力量的均衡分配能夠“防止(國際體系)單個政治成員征服并凌駕于其他成員之上”。?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后,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一批新興大國加快復興步伐,實現群體性崛起,推動國際格局的多極化進程加快發展。這為中國積極運籌和發展新興大國合作機制、不斷深化全球伙伴關系、應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

當前,世界正處于國際力量分化重組和中國深化拓展全球伙伴關系的關鍵時期。一些西方國家推動國家間陣營化對抗的趨勢明顯,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面臨嚴峻挑戰。美國為維護其霸權地位和壟斷優勢,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在科技上加大對華封鎖,在經濟上推動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在安全上推行所謂“印太戰略”,對中國發展伙伴關系構成嚴峻挑戰。?為此,加強全球南方國家團結合作的必要性日益上升。

金磚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是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合作平臺,對于中國應對美西方的打壓和圍堵,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均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為全球南方國家集體發聲、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提供了制度化合作平臺。金磚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不同于美國建立的封閉、排他的“小圈子”,是發展中國家間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標而建立的平等、和平、開放、包容的合作平臺。發揮這些合作機制的優勢,有利于應對美西方的霸權主義和保護主義,放大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聲音,并占據推動國際體系變革的道義制高點。同時,作為以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多邊合作機制,金磚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匯聚了強大力量。

第二,為維護國際和地區穩定、促進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提供了強大助力。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務實合作的重要平臺。當前,兩大合作機制已經從對話平臺轉變為在政治、經濟、安全、社會、人文等各領域推行務實合作的重要機制。近年來,一系列合作成果文件的達成為金磚合作機制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上海合作組織不僅對打擊“三股勢力”、維護中國周邊安全和穩定、保障成員國政治安全具有特殊意義,而且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性力量。

第三,為深化全球南方國家合作、爭取更多國際同行者提供了重要依托。金磚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始終堅持主權平等、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指導原則,超越了政治和軍事結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結伴而不結盟的新關系。一方面,金磚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與主要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組織就重大多邊和雙邊議題開展對話磋商、增進政治互信的重要平臺;另一方面,金磚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也成為中國應對美西方遏制,爭取更多國際理解者、支持者與同行者的重要依托。

第四,金磚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容為中國推動形成對外工作新格局提供了重要契機。新時期,金磚合作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吸引力不斷提升。2021年,新開發銀行吸收阿聯酋、烏拉圭、孟加拉國和埃及為新成員。2024年1月1日,沙特、埃及、阿聯酋、伊朗、埃塞俄比亞成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正式成員。同時,繼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后,伊朗在2023年也正式加入該組織。目前,上合組織已擁有9個正式成員國、3個觀察員國及14個對話伙伴國。

(三)積極運籌大國關系和建設性介入國際熱點問題

當前,全球力量格局“東升西降”的態勢持續,美國護持霸權的意愿強烈,中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步伐堅定有力,俄羅斯試圖顛覆后冷戰國際格局的雄心猶存,歐盟整體的安全覺醒和戰略焦慮上升,印度等全球南方國家的影響力持續上升。?在此背景下,國際主要力量在加速調整相互關系,新的穩定預期和關系模式正在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的動蕩變革中探索前行。

中國堅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不斷彰顯元首外交舉旗定向的強大引領作用,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格局。中國同俄羅斯不斷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雙邊關系的內生動力日益強勁。中國與歐洲國家繼續加強戰略互信建設,深化雙方在經濟發展和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上的合作。中國反對以“競爭”定義整個中美關系,倡導以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來探索中美關系新的相處之道。2023年11月,中美兩國元首在美國舊金山舉行會晤,擘畫“舊金山愿景”,推動中美關系止跌企穩,有利于全球的戰略穩定。

長期以來,美西方國家以所謂“民主”“人權”之名行干涉他國內政之實,加劇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動蕩,其公正性受到廣泛質疑。中國一貫秉持不拉偏架、不存私心的立場,致力于推動政治解決國際爭端,國際社會對中國斡旋國際熱點問題的期望也越來越高。為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公開贊揚中國,認為“中國可以成為一個非常重要、誠實的中間人,使卷入沖突的相關方團結起來”。?2023年以來,中國成功推動沙特和伊朗和解,先后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中國關于解決巴以沖突的立場文件》等重要立場文件。在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的背景下,中國作為維護國際體系穩定和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公正合理方向演進的重要利益攸關方,將更加積極、建設性介入國際熱點問題的解決,發揮負責任大國的關鍵作用。

結??束??語

習近平主席指出,“把握國際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既要看到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錯綜復雜,不穩定、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加的現實情況,又要準確辨識戰略新機遇,不斷增強歷史主動性,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積極爭取和塑造有利于中國持續發展的國際環境。

準確辨識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的戰略新機遇,需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盡管當今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但國際體系總體向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極化方向發展、國際秩序整體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的歷史趨勢是明確的,并將不斷限制和克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秩序遺留下來的侵略性和暴力性。在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過程中,中國與國際體系持續、深入、廣泛互動,中國對外部環境的塑造能力顯著提升,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轉型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新的戰略機遇。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持續探索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國際市場邏輯和新興科技及產業轉型發展與中國固有的經濟稟賦相結合,決定了中國在更廣的空間維度上蘊含著重要的戰略機遇。中國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以新型國際關系范式不斷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邏輯,符合世界各國人民對和平與發展的共同追求,顯示出強大的國際感召力。中國的全球伙伴關系建設持續推進,建設性介入國際熱點問題的能力不斷提升。中國外交中不斷彰顯的歷史主動性也為中國式現代化開拓了新的戰略機遇。

[責任編輯:石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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